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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无论从人均GDP、家庭消费还是可支配收入来看，除了个别因石油等自然资源而致富的小国外，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的30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快的。那么为什么无论是民间还是舆论界都还有如此多的不满呢？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失衡，而在失公。相比较宏观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和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人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收入和财富的相对水平及变化，更在乎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机制本身是否公平。 中国经济的失公现象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上的贫富差距，还表现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分配上的不均，尤其是表现在由体制和政策造成的在教育、就业和商业机会上的不公平。过去30多年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也有所扩大。 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经济转型自然会导致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但现在最令人诟病的还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运作所造成的不平等，而是由腐败、政策歧视及体制因素造成的机会不均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和福利分配上的巨大差距。 目前看，只要能够坚持以市场制度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就能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下一轮的经济改革应该将精力更多地放到解决失公的问题上来。但在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上，改革的焦点还不应放在直接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的结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是比较不均的，即使在收入相对最均等的北欧发达国家，其国民收入的均等化也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即所谓的二次分配来实现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要想通过很高的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办法达到北欧发达国家的均等程度是不太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 由于收入的直接再分配难度相对较高，国家有必要在公共福利制度上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尽快提高公共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尽快将现在被排斥在公共福利体系之外的人群纳入到体系中来。政府还应该继续提高公共福利开支的比重，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而且要向收入较低的群体和地区倾斜。中国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上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几年来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世界中位水平，低于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与此同时，还应该继续放开教育与医疗卫生行业的准入，引进竞争，增加供给，提高质量。 改革的重点尤其要放在解决体制和政策造成的不公上，特别是要解决好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或占优地位，大大降低乃至取消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减少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及其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福利的能力，同时可以增加私人部门的盈利机会和提高工资水平的能力。这样的改革既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提高效率，还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 综合来看，中国当前更紧迫的任务是要解决失公问题，这既有利于社会公正和稳定，也不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相矛盾，无需以牺牲效率和经济增长为代价，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的改善本身就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方面早有经济理论和经验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及其他社会福利的增加以及分配的公平化直接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意味着新企业的进入，会给这些行业带来投资和供给的增长。 今后的国企体制、行业准入、投资管理、价格管制及公共福利制度方面的进一步的改革并不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在政治上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只是在制度设计的技术层面上可能更加复杂，但只要政府有动力和决心去做，技术上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截至2019年末，广信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8.64%，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6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64%，三项指标均低于监管标准；不良贷款率为16.47%，同比下降10.86个百分点，不良率高于监管标准；拨备覆盖率为25.22%，同比下降11.94个百分点，低于监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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